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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我剛入大學時，聽一位東歐漢學家的講座，講的是外來語“葡萄”一詞傳入中國的歷史。這位學者挺有名，學問也很高深，但他的漢語口語卻讓人不敢恭維。歐洲的漢學研究歷史很長，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，能說地道漢語的外國人還很少。

如今卻不一樣了！在影視作品、文藝演出和日常生活中，常有外國人用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談，他們是學生、記者、學者、游客甚或外國政要。不但在國內，我們常能遇到說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國人，在國外，也能遇到懂中文的外國人。中文的影響力越來越廣既是中國快速發展的結果，也是幾代國際中文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成果。其間甘苦，一言難盡。

●產后40多天，第一次登上漢語教學的課堂

在成為漢語教師之前，我和先生施光亨就有緣接觸了外國留學生。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就有留學生，他們專修兩年漢語后入系跟中國學生一起上課。那時，上課沒有教科書，老師講課，學生記筆記。而要讓留學生完全聽懂古代漢語、文學史等課程并記下筆記談何容易！所以每個留學生都有固定的中國同學進行輔導，每周兩次。我和光亨是匈牙利同學的輔導員，我輔導的女同學叫巴瓊妮。她聰明、努力，但各科筆記仍難免有漏記的，也有諸多疑難問題，我每次要花幾小時答疑，幫助她補記。其他人的情況大都如此，這項義務工作讓我們對外國人學習漢語有了一些感性認識。

1961年，我們本科畢業。那年，教育部從應屆大學畢業生中選拔出國教漢語的儲備師資，要先學3年外語。我和光亨學的是阿拉伯語，3年后到北京語言學院工作，開始了我們漫長的漢教生涯。

我到校報到不久，就生下了女兒，產后在天津由姨母照料。不料剛過40天，我就收到學校的電報，令我立刻回校，說新來的阿爾及利亞學生急需懂阿拉伯語的老師。當時，孩子如何撫養還在商議之中，要我馬上回校令我措手不及。焦急中，發現姨母家附近有一個為地質隊員設立的托兒所，可以收托嬰兒。雖然不舍，但最后還是狠心把孩子送到了托兒所。就這樣，我在休假46天后回到北京，第一次登上了漢語教學的課堂。

那時，老師基本都住校，有家的也只在周末才能回去，因為從早到晚都是工作時間。白天課時很多，每晚必去學生宿舍輔導，關注學生學習、生活狀況。

●在從事國際中文教育工作的過程中，收獲了友誼和成就感

改革開放后，漢語教學更加規范，我們也有條件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學、科研事業。我們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總結實踐經驗，編寫了多部教材和辭書。光亨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任教時，發現新聞閱讀課大都是臨時選些報上的消息作為教材，而新聞的時效性強，不能重復使用，也無法總結提高。他提出一個新思路——把教材按內容分為20個專題，如訪問和會談、政治、經濟、衛生、體育……選出各專題常用的詞語和句式，編成閱讀短文和練習，講解時注重引導學生掌握各類新聞的語言特色及理解路徑，而不僅僅是讓學生讀懂某篇報道。為此，我們編寫了《新聞漢語導讀》一書，其日文、韓文注釋本在日本、韓國出版。

退休前后，我和光亨合作主編了《漢語教與學詞典》，從教學實際出發，提供較多用例，并有“比較”和“提示”。2011年，該書初版印刷5000冊，很快售罄，2014年已再版。有的年輕同行說，他們就是懷揣這本詞典出國任教的，它提供的釋義和比較的實例減輕了他們備課的壓力。

光亨還編寫了《漢語口語詞詞典》，遵循先師王力先生早年提倡的原則：注重研究中國人“習而不察”但外國人卻以為特別之處。如一位日本教師說漢語十分流利，水平不低，可他卻不明白為什么中國人常說“看你說的！”“說的”應該聽啊，怎么能“看”？作為資深教師，他又不好意思問人這樣看似簡單的問題。讀到光亨對這個慣用語的解釋，他恍然大悟，說解決了他長期以來的疑惑。

在從事國際中文教育工作的過程中，我們也收獲了友誼和成就感。光亨曾對年輕同事說，教師要像魯迅懷念的藤野先生一樣從教、為人、關愛學生，多年后，學生可能不記得你的名字，但卻記得有一位使他銘感終生的中國老師。

20世紀80年代初，我們到埃及艾因·夏姆斯大學任教時，所在的系是全非洲唯一的中文系。而現在不僅埃及，全非洲的中文教學都有極大發展，其中很多系科是我們的學生親手建立的，有的學生還當了系主任。我們所教的第一屆學生穆赫森·法爾加尼博士成為著名漢學家，翻譯了中國古代經典作品《道德經》《四書》《戰國策》《列子》《孫子兵法》《離騷》及大量現代文學作品，先后于2013年和2016年獲得“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”和“中國阿拉伯友好杰出貢獻獎”。

這里還要插說一段小花絮。大約20年前，一名韓國學生拿了一張跟多國同學的合影給我看，我忽然發現其中一個女生酷似我當年輔導的巴瓊妮，就問她這個同學是不是匈牙利人？韓國學生驚訝地問我怎么會認識照片上的人？我說我認識的是她的母親。后來證實，她果然是巴瓊妮的女兒，已經是第二代匈牙利來華留學生了。

●女兒施正宇也在教留學生漢語，已有20多年的教齡，成了北大教授

如今，不僅有第二代來華留學生，我們的女兒施正宇，那個因我緊急受命早早被送全托的嬰兒也在教留學生漢語，而且已有20多年的教齡，成了北大教授。

上世紀70年代初，施正宇每天放學都會到北京語言學院主樓辦公室來。一天，兩位老師正在錄制一段跟孩子對話的課文，見到她突發奇想：何不就讓她充當其中孩子的角色？女兒雖有些膽怯，還是接受了這個任務。

不久，一位老師跟幾個阿拉伯學生在校園里遇見女兒，就對他們說，你們聽到的錄音里的孩子就是她！

改革開放前，來華留學生跟普通中國人交往的機會還比較少，那些學生聽了很是興奮，就用剛學到的句子問施正宇“你幾歲？”“上幾年級？”女兒落落大方地回答了這些問題。

那次跟學生的對話，可以算作女兒最初接觸漢語教學的經歷。后來她正式入職北京大學，當了漢語老師，由于我家有兩個施老師，她有時就被稱為“小施老師”。在她開始從教時，我常常跟她一起備課，指點一些注意事項，就這樣堅持了一個學期。如今，她正在鉆研漢字教學和國際漢語教學史，成了“教二代”。

北京語言大學建校40周年時，我寫過一首小詞《江城子》，雖系舊作，因其代表了我的心聲，在此作為本文的結語吧：“喜聞洋人唱京腔，熒屏上，足風光。司空見慣，熱鬧也尋常。誰知當年坎坷路，甜酸苦，我輩嘗。手植桃李漸成行，鬢成霜，又何妨？華夏文明，唯愿傳四方。寄語新人齊奮力，風正好，把帆揚。”

（王紹新，1964年起在北京語言學院工作，其間曾赴埃及開羅艾因·夏姆斯大學中文系任教，1998年退休。主要著作有《課余叢稿》《漢語英語阿拉伯語科技詞典》《漢語教育學詞典》《隋唐五代量詞研究》等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