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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班固寫完《漢書》，像今天寫完碩士、博士論文一樣，設置一個致謝環節，他會感謝誰呢？

首先，感謝父親班彪。東漢初年，班彪因病免官，專心從事歷史著述。因為司馬遷的《史記》只寫到漢武帝，班彪采擇前史遺事，搜集材料，打算續寫《史記》，做了65篇《后傳》，然后就去世了。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，班固子繼父業，繼續修史，并在《漢書》中采用了父親著作的內容。

其次，感謝弟弟班超。永平五年（公元62年），正當班固在全力寫作時，被人告發說他私修國史，被抓下獄。班超快馬加鞭趕赴洛陽，上書漢明帝極力辯解，陳明父兄兩代人幾十年修史的辛勞和頌揚漢德的意圖。

漢明帝拿來書稿一看，嘆為奇作，下令釋放班固，并宣召他來京師，任命為蘭臺令史，準其利用國家藏書，完成修史大業。班固這才得以凝神聚力20多年，基本完成了《漢書》。

班超也是歷史名人，投筆從戎、出使西域的故事，家喻戶曉。

第三，感謝妹妹班昭。永元四年（公元92年），班固在官場失勢，得罪了人，又被人誣陷下獄，死在獄中。此時《漢書》還有8個表以及《天文志》沒有寫完。后來是班昭接手完成，讓《漢書》得以全璧示人——共120卷，起自漢高祖元年（公元前206年），結束于王莽地皇四年（公元23年），共記229年史事，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。

第四，感謝前賢司馬遷。《漢書》史料來源，以漢武帝為分界，分成兩個階段。漢武帝之前，因為《史記》有完整記載，班固就奉行拿來主義了，絕大部分采用《史記》原文，文字略有精簡，有些內容重新加以安排、剪裁。

這算抄襲嗎？在古代不算。當時抄書是一項本領，治史者必須學會抄書。何況班固也不是機械地抄。清代學者趙翼分析過，漢武帝之前這段時期，《漢書》做了三方面增補：把《史記》附入他人之傳者，抽出來另立新傳；在《史記》一些人物傳記中增加事實；在文學之士的傳記中，增加他的文章。

第五，感謝前輩劉向劉歆父子。《漢書》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叫《藝文志》，著錄了約600部古書，1.3萬卷，是當時的“四庫全書”。這部《藝文志》是西漢劉歆寫的《七略》的刪節本，而《七略》又是劉向寫的《別錄》的刪節本。劉向當年奉旨整理國家收藏的圖書，每整理完一本，就寫個提要，總結主要內容，匯集成書叫《別錄》。劉歆把這些提要分門別類，加以簡化，成為《七略》。《別錄》《七略》如今都看不到了。班固的討巧引用，給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。

為什么這么說呢？因為《藝文志》里著錄的書大部分都失傳了，幸虧有這個目錄，我們今天才可以對先秦學術有一個粗線條的認識。

了解、學習中國學術史、思想史，源頭就是春秋戰國時期。我們今天說的百家爭鳴，就在這個時期。先是儒、墨兩家為顯學，兩家下面各自分出很多派；然后，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陰陽家、縱橫家并起，人多、派多，今天大家都覺得這是古代學術的黃金時代，是中國的“軸心期”。

這一段時期的思想地圖是什么樣的？今天只能通過6種文獻來把握：《莊子·天下》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《韓非子·顯學》《淮南子·要略》《論六家要指》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前五種書，只講派別，不講書籍；只講各派的祖師爺，不講徒子徒孫，線條太粗。只有看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才能“一覽眾山小”，才能“胸中有丘壑”。

最后，感謝后輩顏師古。班固是古文家，《漢書》的用字特點就是多用古字，保存了很多古代語言文字、制度名物，行文跟《史記》比起來艱深得多了，比較難懂。因此，差不多從《漢書》一問世，就有注解跟上了。有統計，唐以前注解《漢書》的有20多家。各家解釋，各說各話。

于是，唐代學者顏師古受命為《漢書》作注，先把前人舊注、各家歧說一一列引，然后從“師古曰”開始，下判斷，對于舊說或肯定或否定，有時自己還要重新解釋。這么一來，基本上解決了《漢書》的文字解釋問題。

這是一項很繁重的工作，因此學界一直認為顏師古是《漢書》一大功臣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里說：“師古注條理精密，實為獨到，雖然有人批評，但他疏通《漢書》的成績在那兒擺著，真不愧是班固的功臣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