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左傳》記載，城濮之戰前夕，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預感此戰意義重大，因此，在出征前他與群臣慎重討論三軍元帥人選。

這時，老臣趙衰推薦了郤縠，他的理由是，此人“說禮樂而敦詩書”，即“喜愛禮樂，篤好詩書”。這是因為，禮樂是行為規范、道德準則，喜歡禮樂的人道德就好；詩書是政治經驗的寶庫，熟讀詩書就有學問、有智慧。則詩書禮樂賦予了郤縠作為軍事將領最重要的兩項素質：忠誠與謀略。

就這樣，郤縠成了晉國的首任三軍元帥。從此，漢語中有了“詩書元帥”這個成語，當我們提起周瑜、諸葛亮這樣的杰出儒將時，往往稱之為詩書元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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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常說中國是“詩的國度”，詩歌傳統源遠流長，那么，《詩經》就是這一傳統的總源頭。兩三千年來，它始終陶冶、教化著一代代中國人，塑造著我們的語言、思維和價值觀。

人們把讀書多、有學問叫作“滿腹詩書”“飽讀詩書”，這里的“詩書”二字并不是泛指詩歌和書籍，而是特指《詩經》和《尚書》。人們稱品位高雅、富有情趣為“風雅”，將故作高雅稱為“附庸風雅”，“風雅”原指《詩經》中的國風和大、小雅，它們是《詩經》的主體內容，代表著端正的價值觀和純正的審美品位。可見，《詩經》的因子早已融入了我們的語言，潛移默化地塑造著我們的思維。

通過《詩經》進行的教化，稱為“詩教”，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、文化和價值觀念。“詩教”傳統的奠立伴隨著中華文明命運的起伏跌宕，是一段繼承與創新并重的艱辛歷程，回顧這段歷史，至今仍對我們富有啟發和教育意義。

在“詩教”傳統的奠立過程中，起關鍵作用的人物便是孔子。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的魯國，在他以前，貴族還是主要的從政階層，“詩書”還是貴族階層的主要教養。

城濮之戰發生在孔子出生前七八十年，它集中體現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，郤縠所喜愛的“詩書禮樂”就是當時貴族階層的普遍教養，從西周到東周前期的三四百年間，王家官辦教育就是用“詩書禮樂”來教育貴族子弟的。

像郤縠這樣純熟掌握詩書禮樂的人便足以擔任三軍元帥，是因為這些內容就是當時高等教育的主要科目，郤縠就是當時的“學霸”。“詩書禮樂”全面、立體的教育體系，代表了中華民族三千年前極高的文明水平和政治智慧。

情況到孔子時發生了重大改變，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，那些古老的貴族世家不再重視教育，貴族子弟日益不學無術，東周的文化和教育事業出現了停滯，原本西周以來比較完善的官辦教育體系迅速走向瓦解。

孔子曾對弟子們講過一段話：“大師摯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入于海。”（《論語·微子》）這七句話講出了八個人的去向，以太師摯為首的魯國宮廷音樂家四散飄零，流落到了齊、秦、楚、蔡等國，實際說明了魯國音樂人才的流失情況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太師及其屬官不僅負責給天子、諸侯的政治活動和休閑生活提供背景音樂，而且他們還掌管著貴族子弟的禮儀、音樂教育，教少年貴族們歌唱、舞蹈、演練禮儀，以及培養官方音樂機構的后備人才，即下一代樂師。他們傳授音樂所用的歌詞，就是后來《詩經》的前身，當時僅是一首一首的“詩”，就叫“詩”，后來整理成獨立完整的著作，便是后人所說的《詩經》。

因此，以太師為首的樂官們不僅是宮廷音樂家，也是當時國家教育機構的教師。比如孔子提到的跑到沿海地區的擊磬襄，就是孔子的老師，孔子跟他學會了彈琴和擊磬。后來，孔子年長以后到了衛國，日子過得不順心了，就擊磬消遣，來調節自己的情緒。

可是，到孔子晚年，隨著世道的變亂，國家也不重視文教，這些優秀的樂師漸漸邊緣化而至于失業，紛紛外逃。

從孔子出生之前精通“詩書禮樂”就足以擔任元帥，到傳授“詩書禮樂”的教師都自身難保，原本官方的禮樂教化隊伍風流云散，漂泊天涯海角，這種現象代表著西周以來的文教制度正在瓦解，用一句后來人們熟悉的話講，就是“禮崩樂壞”。而這，也就構成了孔子開創自己文教事業的時代背景和現實契機。

“大師摯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……”可以想見，當孔子掰著手指對弟子們細數這些當年自己接觸過、欣賞過、向他們學習過的樂師都流落到了哪里的時候，他的內心一定充滿了惋惜和感慨。

因此，孔子開創了一項影響深遠的工作：他把“詩”的文本——也就是原本在國家教育、禮儀場合中使用的各種歌詞收集起來，加以校訂，訂正其中的錯誤，刪去其中重復和不重要的篇章，留下最精華的三百零五首，它就是我們今天還在閱讀、背誦、討論、研究的《詩經》，去零取整，又稱為“詩三百”。孔子不僅校訂了“詩三百”的文本，還繼承樂師們的工作，校訂了其配樂，使“詩三百”皆可被之管弦，和樂演唱。這也就是孔子自己所講的：“吾自衛反魯，然后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。”（《論語·子罕》）

與此同時，孔子也就接過了樂師們手中的接力棒，繼續用詩書禮樂來教育自己年輕的弟子們。所不同的是，過去樂師們任職于朝廷，屬于官辦教育，現在孔子在民間，搞的是民辦教育。與之相應的變化是，過去官辦教育只接受貴族子弟，現在孔子則敞開大門，凡是有學習意愿、讀書天賦的年輕人，不管出身、階層，都可以來學。

孔子的事業具有繼往開來的色彩：它以詩書禮樂為主要內容，繼承了西周以來王家文化的精華；同時，又把它推向了更廣大的人群，打破了貴族世家對教育的壟斷，從而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。

就這樣，通過孔子的努力，《詩經》從周代官方教育的科目之一，轉變為孔子的民間教育科目。通過《詩經》進行的教育，就稱為“詩教”。

在孔子的教育生涯中，對詩教非常重視和推崇，他特別重視《詩》的作用，鼓勵弟子努力學《詩》。他曾講：“小子，何莫學夫詩？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。”（《論語·陽貨》）

孔子的意思是，學習《詩經》會對青年人產生多方面的幫助：詩“可以興”，誦讀、演唱《詩經》中的作品可以活躍氣氛，使人精神振奮，激發正能量；詩也“可以觀”，《詩經》中作品歌唱著不同時代、不同地方的各種人物事跡，以及政治的好壞、風俗的美丑、人的喜怒哀樂，有助于青年人了解時代、了解社會、理解人情、認識人性；詩還“可以群”，有助于人際交往，讓大家在歌唱中增進溝通、融洽氣氛、增進感情；詩又“可以怨”，幫助人委婉地表達不同意見，溫和地抒發負面情緒，起到安撫心靈，調和矛盾的作用。

這四條，后來被歸納為成語“興觀群怨”，一直沿用至今，它不僅適用于《詩經》本身，也適用于它之后的詩歌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文藝創作，道出了優秀作品積極的社會功能。

學《詩》有如此多的好處，孔子說，年輕人“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”——在家庭中與父母相處和到社會上與上級溝通都會用得上。因為，學《詩》能調節性情，使人平和；能塑造價值觀，讓人忠厚；并能教人文雅地講話，有效地與人溝通。

最后，孔子還補充講了《詩經》在知識積累方面的作用：“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”——《詩經》可以讓人認識很多動物、植物。據今日學者統計，《詩經》中提到的動物有一百多種，植物有兩百多種，另外，還有很多農具、工具、車馬、建筑以及多方面的生產生活經驗，可以說是一部古代生活的百科全書。在知識匱乏、書籍有限的春秋時代，《詩經》的確可以說是一門融會多種知識的綜合學問。

就這樣，在孔子的鼓勵、倡導下，春秋末期在貴族教育中已經備受冷落的“詩教”，又在民間興盛起來。孔門弟子成為傳播《詩經》的主力，我們今日所能看到的《詩經》版本，傳統認為就是出于孔子弟子子夏學派的傳承。孔子對《詩經》的保存和傳播、對中國詩教傳統的締造，可以說功不可沒。

同時，借著《詩經》的傳播，從西周到東周這段豐富多彩的歷史大事和古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、民風民俗也都得以完整、生動地保存下來，流傳后世，成為我們今天了解那個時代的珍貴史料。

2020年至今，我有幸與中央廣播電視總臺“百家講壇”欄目合作，參與了《詩說中國史》系列節目的制作。我講授《詩說先秦》部分，即采擷《詩經》中的名篇佳句，輔以歷史資料和文物佐證，力圖使《詩經》的經典名篇獲得富有深度的解讀，使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得到生動傳神的呈現。

從策劃到制作，其間三易寒暑，有苦有樂。為了盡可能通俗、平易地講述那段深邃、遙遠的歷史，我反復揣摩、研究了各種文獻、資料，這個過程也加深了我自身對《詩經》的理解和體會，使我久久陶醉于《詩經》的魅力。在合作過程中，各位編導和工作人員其樂融融，再次印證了《詩經》這一經典恒久的生命力。

（作者：張毅，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，中國人民大學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基礎教育部主任，“百家講壇”《詩說先秦》節目主講人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