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夢之（右前）與應用翻譯界同人在一起 圖片由作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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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學者王佐良給方夢之的信 圖片由作者提供

1955年，方夢之（左三）與同學、外教合影 圖片由作者提供

【求索】

學人小傳

方夢之，1935年生，浙江嵊縣人。上海大學教授，翻譯家。1957年畢業于大連外語專科學校（今遼寧師范大學）。早年從事科技信息的翻譯、研究和編輯工作，1978年轉任教職。創辦《上海翻譯》雜志并長期任主編，2014年起任名譽主編，國際生態翻譯研究會學刊顧問。曾任上海市科技翻譯學會理事長、中國譯協理事。倡導中國應用翻譯研究，出版《中國譯學大辭典》等編、譯、著45種，發文210余篇。先后獲上海市科技翻譯學會、上海市外文學會和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終身成就獎。

“小黃，你好，我是方夢之。你今天發言的文章能給我們《上海科技翻譯》嗎？”一位長者來到跟前，說“黃”字時帶有“Wang”音！時間：1991年4月，地點：無錫太湖邊。

“謝謝方先生。可文章已被《中國科技翻譯》約了，這是我碩士論文的一章，我再從中拆一篇給您，可以嗎？”后生趕緊答道。他碩士畢業僅半年有余，首次與會，就受到學界前輩約稿，頓時受寵若驚。

先生和顏悅色道：“先發來看看。”第二年，所約論文順利刊出。無形中，先生的平易與垂愛為我這個譯學研究的后生播下了希望的種子。

多語的種子

1944年秋，日占時期的上海，小學生方夢之被迫學了一年日語，日本投降后又改學英語。為學好英語，父親讓正讀初三的他寒暑假去表哥家補習。在這里，他讀原版著作，接受一對一輔導。1951年，方夢之考入上海動力機器制造學校，畢業后，保送為大連外語專科學校的調干生，后因品學兼優被留校，讀助教進修班，又經歷了兩年俄籍教師原版教材密集授課的“洗禮”，幾乎讀遍了普希金、果戈里、屠格涅夫、托爾斯泰、契訶夫、高爾基、肖洛霍夫等俄蘇名家的名作。

對語言的濃烈興趣，他與生俱來。他曾回憶道，“只要有閑隙，彎彎曲曲的外文字母就會像‘寄生蟲’一樣爬上我的心頭”。大學畢業后，他被分至山東一家廠礦企業。此前苦心孤詣學了三年多的俄語仍“糾擾”于他的夢際，揮之不去。休息日，他常到大明湖畔山東省圖書館讀外文報刊。所學語種與時俱增，“文革”期間自學德語；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每周利用業余時間去南京工學院聽兩三次日語課，還曾譯校過日文專業文獻。

對翻譯家而言，雙語就是“雙槍”。兒時的國文課上，他默寫，朗讀，五言或七言短詩更是反復誦讀，受到了基本審美熏陶。稍大些，父親為他訂購了四大名著，他還自購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《大眾哲學》，甚至是《少年機電工程師》等。興之所至，不分文理，書讀多了，也就萌發了創作欲。1959年他在《前哨》發表了處女作《我的蘇聯老師》，感恩外教；《礦區晨歌》1964年刊于《雨花》。“文革”中，他閱讀外文科技報刊簡報，捕捉到蘇聯科研機構受體制變化影響有轉型的跡象，遂寫長文《“蘇修”科學技術的衰落》。

翻譯意識萌芽

小學時，做生意的父親常督促他練習珠算。初中起，方夢之先是喜歡觀察思考生物，后來迷戀上了組裝礦石收音機、電子管收音機。三年中專，他理論與實踐并重，學過鑄造、鉗工、刨床、鉆床等，又下廠實習，“血液里淌著工匠的基因，樂于觸摸機器”。

讀大連外專時，學校專設“工業俄語”課程。方夢之的翻譯意識也正是萌芽于那個時代。大連外專的翻譯教學頗具特色：老師常身帶一卷紙，每張一例，掛在黑板中央，漢俄語上下對應。老師逐詞逐句講解，兩堂課講解一種譯法，理明義精，誘導他不斷領悟翻譯的真諦。

1957年年末，俄語助教進修班停辦，方夢之遂以中專時所學專業分至濟南，任省供銷合作總社所屬加工廠技術員、負責鍋爐運行和全廠機械設備維修保養，用非所學。1958年年初，他被“委以重任”——籌建煉鐵車間，三層樓高的小高爐拔地而起，全由他一人設計組建！業余除讀書之外，他還愛手腦并用，擺弄器物，敲煤油爐，打柜子，修家具，既充實生活，又保持了與科技的接觸。

雙語能力奠定了基礎，科技愛好為其科技翻譯插上了翅膀。到濟南工作后，出身于自行車生產經營之家的方夢之不經意間發現了俄文版《雙座自行車》，試譯幾頁投給人民體育出版社，竟被接受發表。1959年譯著面世，這時方夢之年方24歲！在大連造船廠同窗的協助下，他又譯了《船用蒸汽鍋爐的自動控制》，僅隔一年，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。

工廠勞動之余，翻譯給了他精神慰藉。20世紀60年代初，他開始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重慶分所出版的《機械制造文摘（動力分冊）》譯校文稿，每月萬字左右。校譯稿都出自他所在礦山鍋爐旁的汽包房，大爐間既是工作間，也是翻譯室。左邊放著詞典，右邊攤著稿件，“噗——噗——噗”的蒸汽沖水聲仿佛是他沉潛譯事的伴奏。兩種轉換一并進行：鍋爐房在能量轉換，他在語際轉換。嘈雜的環境練就了他心態平衡、思緒穩定的功夫，鍋爐房成其避俗遁世之所；所譯與所學契合，他詩意地棲居著，翻了數十萬字的科技資料。

1964年，礦山領導問他是享受政策調回上海與家人團聚，還是按專業特長調入江蘇省冶金研究所做專職譯員。他志在事業，不圖安逸，未多加考慮，就選擇了南京。一到任，他便扎進夢寐以求的文字海洋，盡情“啃噬”，猶如老鼠入了米缸。

三年工科基礎，四年外語科班，六年工礦摸爬滾打，漢譯英、德、俄三語文獻近百萬字，剛一轉為職業翻譯，他就成了能手：任《冶金動態》季刊編輯，常為重要科研項目做定題咨詢服務，收集、翻譯、研究和整理情報，摘譯、編譯文獻，還定期做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多語多國文獻專題綜述。1975年，參加廣交會的英譯；1976年，應邀編譯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《金屬材料實用手冊》的“進口鋼材”部分。他下足編輯功夫，對國外信息去粗取精，顛倒附益，歸納調整，突出重點，注釋背景，譯稿幾無翻譯痕跡。當下國內最需要的外譯與變譯，他都踐行過。2013年，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：“多年浸潤在科學研究的氛圍中，翻譯實踐經驗寸積尺累，科技新知日有所進，科學思維潛移默化，科研方法耳濡目染，創新思辨涌動于心。”

走向應用譯學

學人必具理論素養。讀中專時，方夢之上過代數、解析幾何、微積分、制造工藝學等理工基礎課，兼及部分大學課程。他對速算法情有獨鐘，曾撰文投刊，雖無回音，獨立專題研究卻由此而發軔。上大學時，多數人認為俄語語法枯燥難懂，20歲的方夢之卻因三輪語法學習而悟到理論課的理趣。他進一步研究，滋生了初窺堂奧之感。讀助教班期間，他忙里偷閑泡圖書館，翻閱《文藝報》《文史哲》《文藝評論》等報刊，還與同好發起文藝理論學習小組，兩周討論一次。

方夢之在應用翻譯學領域的開拓始于漢外對比與教學。20世紀80年代初，西方語言學翻譯理論開始系統引進，方夢之以之為理論基礎，憑借著多語功底與豐富的互譯實踐，本能地對比漢外語，見其異同，得出規律，進而深入理解翻譯的實質與原則；領悟翻譯真諦之后，他開始由微觀進入宏觀譯論研究與譯才培養。寸積尺累的翻譯經驗使他明白實踐可充實教學，使理論引證更為自然，也可驗證翻譯理論。

“科研的思想和方法確已流淌在我的血液中。”面對應用譯學研究，方夢之是一步步邁進而邁近的：從語言到科技、從科技到應用、從應用到理論。他發現用語言科學認識譯論，分析實踐，許多具體問題便能夠迎刃而解，特別有助于翻譯方法和轉換層面的研究，這正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科教興國主旋律下學界的主要論題之一，也是他躋身譯學研究前沿的敲門磚。而科技翻譯涉及科技文體，又成其最佳切入點。1989年他推出了首部學術專著《科技英語實用文體》，反響良好，北京外國語大學王佐良教授稱其“有很高的實用價值，在國內似尚無第二本”，中國海洋大學楊自儉教授肯定該書是1983—1992年“取得突出成績的代表性著作”之一，可以說，這本書的問世突破了當時國內科技翻譯理論研究的瓶頸，使該領域研究在中國大地破土；1998年該書又全面修訂為《英語科技文體：范式與應用》。

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中國“入世”，各類應用文體翻譯層出不窮，科技翻譯難以概而統之，方夢之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變化，以文體為切入點，出版了系列文集、教材和專著，致力于建立應用翻譯學。浙江大學郭建中教授稱他為“中國當代譯學發展的先行者、推動者和建設者”。他立足中國實際，用熱切且冷靜的目光注視著新思想、新成果，用理性的省思詮釋著古今中外的譯學觀、哲學觀和話語體系，突破了霍爾姆斯翻譯學譜系圖對譯學的界定，明確提出“應用翻譯學”這一學科，搭建了中國譯學體系和譯學建設的方法論體系，他的研究反映出縱橫時空的二維進路和一分為三的“用中”思想。其中，三分法是方夢之翻譯思想的獨特之處，以“一體三環”論和“宏—中—微”論最為典型。

“一體三環”論中的“一體”指翻譯的本體，包括翻譯原理、策略、技巧和翻譯史，“一環”是語言學及其分支學科，“二環”囊括翻譯相關的交叉學科，“三環”指文化與翻譯技術。蘇州大學王宏教授認為“一體三環”論指明譯學本體，以區別于其他學科，三分法切分出譯學相關學科，彰顯學科間的關系及其對譯學研究的作用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藍紅軍教授發現“三環勾勒了多學科途徑翻譯研究所構成的內外結合的譯學體系”。江南大學包通法教授指出“一體三環論是現當代哲學有關本體論、知識論的認識屬性和知性構式在翻譯研究中的創化”。

“宏—中—微”論是應用翻譯理論的框架，擺脫了理論與實踐的二元對立，極具創新性。在方夢之眼里，應用翻譯研究尤重“順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的原理，而中觀研究便是“順木之天”的途徑，它勾連起宏觀譯論與微觀技巧。合肥工業大學韓江洪教授指出：中觀層面的引入“不只是簡單的術語的更迭，更是傳統翻譯方法研究在性質上發生的嬗變”，因為宏觀理論關注應用翻譯三原則和翻譯活動三要素，將翻譯主體（人）和客體（文本）統攬整合，使傳統譯論“落地”，使微觀技巧研究“升天”，強調翻譯的社會性，指明其個性化。中觀聚焦翻譯策略，涉及策略三要素和策略三元圖，自上可由理論推演而得，自下可由翻譯實踐經驗范疇化和集約化而出。微觀探究語法、修辭和邏輯間的三位一體關系，將翻譯技巧納入理論范疇，深化了對技巧的認知。方夢之以實踐證明“宏觀理論需要中觀理論的過渡才能向實踐靠近，中觀理論又是下層理論的媒介，微觀理論對上層理論有反饋作用。三層理論相輔相成，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”，實現了翻譯之“道”“技”“藝”的融會貫通。

傳播應用譯學

方夢之以《科技英語實用文體》為應用翻譯學奠了基，促進了翻譯學的創建。同時，他又以各種身份推動著翻譯學發展。身為教師，方夢之培養了一批批應用翻譯人才和譯論研究者。1978年，他進入上海工業大學，任大學英語教師，偶爾代代俄語課。80年代初，他開始為研究生開設翻譯課。此時，西方語言學派翻譯理論大行其道，方夢之以廣博開闊的思想觸角，吸收各派思想精華，重新思考翻譯教學，成為國內較早研究語言對比與翻譯技巧者，理論應用于實踐，教學效果明顯提升。方夢之不僅言傳身教，將專職翻譯之心得傾囊相授給學生，還將教學實踐和理論學習所獲編成教材，澤被其他院校的師生與后輩。自1992年出版《從CET-4到專業閱讀》以來，已有10余套教材面世。每本教材的編寫都秉承科學實用的原則，體例新穎、編排靈活，適用于教學與自學，成為眾多高校相關專業教材的“標配”。

身為主編，他以《上海翻譯》為平臺，為研究者提供交流機會。1986年，《上海科技翻譯》創刊伊始，方夢之被委任為副主編（實為常務主編）。大學時代主持辦校報，后來在南京辦科技信息期刊，練就了他過硬的編輯能力；他養成了求真務實、一絲不茍的精神，任《上海科技翻譯》主編期間更是將其光大。他始終立于學術前沿，憑借敏銳的洞察力發現新思想，錨定學科發展的方向。2005年，刊物更名為《上海翻譯》，欄目也順時而變，因勢而優，但辦刊初衷與宗旨一直未變——瞄準應用翻譯。他一貫主張且踐行著作者—編者—讀者三結合的辦刊思想，保持刊物的學術性、應用性和可讀性，堅持翻譯、期刊和出版三界聯動，推動應用翻譯研究的發展，助力本土翻譯理論的構建與傳播。2013年，方夢之將這一學術平臺的接力棒穩步交給復旦大學何剛強教授，現又傳給了上海大學傅敬民教授。

身為活動家，他多次組織召開會議，掀起國內應用翻譯研究熱潮。1985年年初，上海市科技翻譯學會成立，方夢之擔任學會領導，多次組織與參加全國翻譯學術會議。在他的號召與組織下，全國舉辦了20余屆大型應用翻譯學術研討會，正如中南大學賈文波教授所言：這些會議起到了“凝聚共識、壯大隊伍、穩定方向、推陳出新、繁榮學術的重大作用”。另外，《上海翻譯》編輯部還先后與國內外有關單位舉辦各種學術活動、翻譯比賽、全國翻譯教師暑期研習班等，以文會友，以會構建團隊，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應用翻譯理論研究，為譯學建設貢獻了力量。

身為辭典編撰者，方夢之促進了譯學研究規范化，為確立翻譯學的獨立地位做出了貢獻。從20世紀90年代起，他以譯學發展為背景，參與、主編辭書7部，其中1991年版《中國科技翻譯家辭典》以人為主線，梳理中國科技翻譯史，這是我國第一部科技翻譯家辭典。2004年出版的《譯學辭典》，根據術語的單義性、簡明性、科學性、系統性原則整編，備受初涉譯事的同行青睞，被多所院校列入考研參考書目。20世紀末，國外譯論大量引入，新理踵出，新術語紛繁，業內人士應接不暇，且往往一頭霧水，該辭典應需而出，將翻譯術語搜羅殆盡，整理條陳，以助讀者接收、理解、消化和接受。而2011年出版的《中國譯學大辭典》專注“中國”，以“一體三環”為編撰基礎和原則，突出學術性和史料性。2019年推出的《翻譯學辭典》則與時俱進，收錄很多新世紀發展較快的領域的新詞，大小適中，繁簡適宜，面向初入譯學殿堂的讀者。上述系列譯學辭典的編撰充分展現了編者的胸中丘壑，既著眼當下起步，又瞄準未來遠景，既務實，又有理論高度，助推了中國譯學話語體系的構建。

方夢之如同一粒種子，在中國應用翻譯這片土地上萌芽、秀穗、成長；同時，他又是一位播種者，拓荒、耕耘、呵護幼苗。即至今日，中國應用翻譯學沃土繁花，碩果滿枝。

（作者：黃忠廉，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教授；佟穎，系天津外國語大學歐語學院副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