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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考古出土的陶器、青銅器、鐵器、玉器、紡織品殘存中，唯陶、玉最可悠久存世，保存的歷史信息也更準確和具有代表性；深涵的文化底蘊，也激發我們不斷產生新的遐思……

中華文明，源遠流長。

前不久，我去了一趟河南新鄭。史稱軒轅黃帝5000年前就出生于新鄭北關的軒轅丘。當地建有“中華民族之根”主題的黃帝故里景區。一些學者認為，黃帝生活的時代大體上相當于考古學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。人們一想到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，就會想到這里。

還有一件事更了不起。具有8000年歷史的裴李崗遺址也位于新鄭。我站在遺址發掘現場，陽光灑向這片已開挖成一排排探方的遠古黃土地。考古現場的文物修復基地，就是一家普通的農舍，但踏入院落，就會感受一次震撼心靈的史前文明洗禮。

1977年春天，考古工作者在新鄭裴李崗發現了新石器早期遺址，出土的各種器具，文化面貌獨具一格。這一獨立的、屬于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考古學文化，被考古學界命名為“裴李崗文化”。

裴李崗遺址出土的陶器令人印象最為深刻，顯示出裴李崗人類生活環境已向定居過渡。比較穩定的食物供給，催生出先民對炊煮類器具的多重需求。在出土的文物中，出現了大量的磨盤、磨棒、鏟、鐮等經過磨制的石器。在遺址現場，我見到了有鋸齒的石鐮，中間略厚而兩側漸薄，弓背彎曲，刃部乃是細小平直的鋸齒。裴李崗先民制作夾砂紅陶，燒制溫度為900℃至960℃。陶器中加入的粗砂粒會使質地疏松，既增加透氣性，又能在高溫中減少崩裂。在我見到的陶罐、陶鼎、陶碗中，不少帶有清晰的手工泥條盤筑痕跡，這一切都說明當時的制陶工藝已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。

人類的生存需求是原始美學孕育形成的原動力。在漫長的原始社會階段，工具生產手段由打制轉變為磨制，既是生產力進步的標志，也為審美理念的出現提供了重要平臺。除了制作手段外，裴李崗出土的陶器造型更為驚艷。三足缽、深腹罐、雙耳壺都是裴李崗文化普遍流行的樣式。一位正在現場的考古工作者展示了出土的雙耳紅陶壺，其腹上部附兩個對稱小耳，耳上有穿孔；通體素面，器型簡單，質樸大方。對稱的理念、保持穩定的造型手段以及簡潔明快的形態，傳達了人類童嬰時代的原始之美，已經呈現出美學的多重要素。作為一名銅匠，我對數千年前的陶土匠人有著特殊的感情，更是崇敬。當我端詳那件光滑細膩，圓潤的紅泥陶罐時，仿佛仍能感受到那個匠人手心的溫度，不由得感嘆：這與我們用當代技術做出來的器件又有什么區別呢？

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礎，美學的發展演進經歷了漫長過程。從人類進入文明階段開始，不同階段中重要的美學特征與要素就經考古發掘不斷被發現和串聯。代表原始陶文化的裴李崗出土陶壺、陶鬲、陶碗、陶鼎，為我們勾勒出一幅絢麗的當時社會生產、生活畫面；即使在當代，裴李崗文化先民們的設計理念，也同樣引人們發出“美”的贊嘆。這也引起了藝術工作者的尋蹤思考。我們今日對美的理解與表達、審美認同、社會延續與再創造，足跡始于這里？

后母戊鼎、毛公鼎、大克鼎等都是我們熟知的國寶青銅器。《說文解字》稱：“三足兩耳，和五味之寶器也。”在青銅時代，鼎被視為傳國重器，代表至高無上的權力。但鼎這種常見又神秘的器具，它到底是如何出現的？我在鄭州見到了裴李崗出土、迄今為止發現最早、最古老的鼎——乳釘紋紅陶鼎。鼎身上一排排乳釘粗獷而排列整齊，底部三圓錐形小足外撇，恰到好處的比例，穩定的三角支撐古拙而單純的風格，讓日日與銅器打交道、見慣了青銅鼎的我不禁驚呼：“神了！”這種陶鼎上結構美和裝飾美的乳釘，不正是后世大多青銅鼎美飾的標配嗎？可以說裴李崗文化的這些陶器，與日后青銅鼎這種造型藝術幾乎一模一樣，而且神形兼備。久久端詳，陶鼎煥發出的生動、古樸、蓬勃之美噴涌而出，激蕩人心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載：“黃帝采首山銅，鑄鼎于荊山下”。傳說黃帝鑄天、地、人青銅三鼎。裴李崗的陶土匠人自己尚未意識到，在他手上反復倒騰過的泥巴形態，到了青銅時代，會成為權力和身份的標志，甚至成為國家的象征。中國鼎文化大踏步而來，延續至今。

2021年10月，在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公布的“百年百大考古發現”中，與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比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有33處。考古學家認為，裴李崗文化平均始于5000年前，最早的甚至遠至距今8000年，具有分布范圍廣，持續時間長的特點。進入2023年，裴李崗周邊的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、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、河南鄭州商城遺址都被新列入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。這些遺址或與裴李崗文化時代相近，或上下傳承演化。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下，當代公共考古和中華文化傳播更應關注一個物質文化遺產與“非遺”的共同話題：持續演進的裴李崗文化，提供了探索原始美學源頭的一條途徑；而黃帝的“有熊之地”——新鄭，已可稱作中國傳統美學的一處重要發源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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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出土的文物內涵分析，考古學家認為裴李崗人在距今8000年前就已脫離了“刀耕火種”的原始狀態，開始了鋤耕農業文明，為進入全盛仰韶文化時期奠定了基礎。

在此前的發掘中，還發現了鐫刻在龜甲、骨器和石器上的符號式原始文字，這些發現為中國早期文字的研究提供了線索。

（資料來源：河南文化和旅游廳網站）

（作者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，中國文物學會文物修復委員會理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