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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國，長輩饋贈給晚輩的春節禮物中，紅包為主要形式之一。將壓歲錢包在紅紙內，可表達新年祛災迎福之意。而在清代紫禁城內，皇帝為示恩寵或聯絡感情，給王公大臣、宮內家眷、藩屬國王和使臣頒賜的年節“紅包”，其種類豐富，可謂“紅包盲盒”。其中，主要的禮物有福字、美食、荷包等。

福字為皇帝經常頒賜的新年“紅包”。自康熙時期起，皇帝在歲末書寫福字，賜給大臣。皇帝賜福字的日期、地點和儀式有明確規定。據《國朝宮史》卷五之“賞賜福字儀”載：每年農歷十二月初一，太監會在重華宮備好“賜福蒼生”筆、墨、紙，皇帝用其書寫福字十余幅，命人掛在部分宮殿內。隨后，奏事處官員呈送申領福字的官員名單。皇帝圈定若干名，分期頒賜。農歷十二月十五、十六，皇帝在重華宮召見御前大臣、侍衛，賜福字。十二月二十六、二十七，皇帝在乾清宮西暖閣召見諸王大臣、內廷翰林官員，賜福字。其間，如有外省將軍、督撫奏函來報，皇帝批復之余，亦賜福字。

據《國朝宮史續編》之“宮中事例一”載：“賜福蒼生”筆是康熙曾經用過的筆，其筆管上鐫刻有“賜福蒼生”四字，被后代皇帝當成“吉祥法物”，是皇帝每年書寫福字的專用筆。

皇帝的節年“紅包”內容還離不開美食。據《養吉齋叢錄》卷二十五載：多省文武大臣在年終受賞福字時，還會被一并賞賜鹿肉，寓意“福祿雙全”。由于皇帝年終賞賜地方官員的狍肉、鹿肉、豬肉、魚等食物從京城運出，一旦路途遙遠，送達官員任職地時大多就會腐壞。于是，嘉慶九年（1804年）宮中規定：賞賜的食物如不能長久保存者，由御茶膳房負責更換；而對于云南、貴州等離京城較遠的省份，皇帝在年終賞賜給官員的“紅包”是干果、奶餅等食品，不賞賜狍、鹿等肉類，以避免出現食物變質問題。道光以后，各省無論遠近，皇帝都不再賞賜肉類食品，而以干果、奶餅類食物代之。

另據《鄂爾泰奏稿》載：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農歷十二月二十九，雍正帝頒賜鄂爾泰的新年“紅包”清單中，包括：哈蜜瓜二個，文旦柚四個，會柑、紅柑、盧柑、甜橙共一箱，各種敖爾布哈（一種滿族油炸面食）一匣，奶餅一匣，鹿尾十條，榛雞六只，野雞十只，細鱗白魚二尾，多樂魚二尾，鹿肉十四塊，鹿腸二付（副）。

荷包亦為皇帝頒賜“紅包”的重要內容。《嘯亭續錄》卷一之“賜荷包燈盞諸物”載：每年底，皇帝賜御前大臣的“紅包”中，就有歲歲平安荷包；受到皇帝賞識的外廷大臣，亦可獲賜荷包一個，且在獲賜荷包后，將其佩戴在大衣的衣領上，以示受寵。宮中女眷，在新年亦獲賜荷包。如據《清稗類鈔》之“孝欽后宮中之歲暮新年”載：除夕之晨，慈禧嗣女固倫公主，醇王、恭王、慶王之福晉，洵、濤二貝勒之夫人，非近支而先世得有封號官員之妻女，滿洲大員之妻女等人，由皇后率領，去慈禧處行禮辭歲；禮畢，慈禧賞賜每人紅緞平金荷包一個，內裝小銀錁一錠，用于壓歲。

此外，皇帝在歲末年初，還會賞賜藩屬國王和使臣“紅包”。如據光緒朝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三》卷五百零七之“朝貢·賜予二”載：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正月，乾隆帝賞賜朝鮮、安南、琉球、緬甸國王的“紅包”包括：大緞二疋，福字箋百幅，絹箋四卷，雕漆茶盤四，硯二方，筆、墨各四匣；又特賜安南國王玉如意一，玉器、文竹器各二，玻璃器、瓷器各四，洋表一，貂皮五十張，帽緯八匣，鍍金線緞、金線緞、洋花緞、粧緞各二疋。上述“紅包盲盒”種類豐富、目不暇接。

不難發現，清代皇帝的新年“紅包盲盒”，不僅僅是我國傳統節俗文化的重要組成內容，而且是解讀清代宮廷歷史文化的寶貴實物資料。

（作者：周乾，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）